珠三角大规模农民工的形成，足以说明中国农民在农村的劳动付出所换得的货币酬薪难以改变生活现状，而并非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表现，靠农业、农副业或者第三产业发家致富者毕竟凤毛麟角。

   那么，为什么农民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打工呢？

   其一、企业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加班费不按劳动法规定支付，企业的工作时间也不按劳动法规定动作，农民工只有拼了命地多加班，才能拿到更多的钱。农民工明明知道企业主剥削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维权者寥寥无几，维权的路是艰辛而漫长的，农民工拖不起，深圳摘牌事件就是很好的佐证。官商勾结，也是农民工维权难的一个方面，劳动局和有关部门明明知道企业是有维法行为，但因为互惠互利的原因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二、天下乌鸭一般黑，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不拿劳动法和当地最低生活标准当一回事的，农民工要想在这里做，只有任人宰割了，也许是有不多的几家企业遵纪守法，但农民工在八小时工作制下所得到的报酬（也就是最低生活标准），不足以让他们支会最低的生活成本，还不如在无良企业里挣的多。

   其三、工会是工人的组织，是替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但要在企业组建工会那是天方夜谭，一旦组建了，工会主席吃鱿鱼那是很正常的。可悲的是，政府不出面，农民工自己也是为求自保，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所以，在这些无良企业发生大规模罢工的事件真的是很鲜见。

   只有让农民在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上增加收入，才是根治农民工被歧视、被压迫和剥削的良方。农民的收入提高到不离开故土而安居乐业的程度了，生活小康了，珠三角乃至全国各地的无良企业还有生存空间吗？

 

   煤是什么颜色？这好象是只有色盲或者白痴才探讨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在中国，在中国地壳的深处，煤的颜色正在被人的血肉所浸染，已然被几代人的血肉浸染得触目惊心！煤的颜色的血色的，煤火是血色的，煤在燃烧时有万千鬼魂在泣哭。

   我还可以很严肃地告诉你，砖的颜色绝对不是红色的，不信你去山西省看一看，看一看那些奴隶般在砖窑里工作的人，看一看他们惊恐而又呆滞的眼睛，看一看他们被鞭鞑过、被狗咬过、被饥饿过和被摧残过的身体。你应该知道，砖的颜色是黑色的，从里到外，都是黑色的，比良心还黑！

   烧着血肉浸过煤，住在黑色砖垒成的房子里，半夜不怕鬼哭吗？为什么总是在矿难发生后有很多作秀式的大领导批示、中领导亲临现场指挥求援、小领导信誓旦旦的保证？为什么黑砖窑存在多年而无人问津？官商勾结、草菅人命！

   官和商的良心黑到了狗都不吃的地步。

   近日老父来深，闲谈间聊起家里的那座城，惊闻已然被政府因街道重新规化而拆除了东边的城墙，不由得黯然。

   我曾在《回忆录》里提到那座城，也曾向当地的老人了解过那座城的历史和一些传闻，我也一直认为“新城”地名的由来与那座城不无关系。

   不管我们先人筑城的初衷是什么，从清朝嘉庆年间至今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城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历史，在于它默然地伫立了三百年，三百年来如慈父般与几代人相濡以沫。城曾经辉煌过，兴旺发达过，悍卫过乡邻的尊严，多少人为之骄傲过，然，城的一角倒塌了，城已然不成为城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我一直认为城是应该做为历史遗产或者文物加以保护的，发掘它的历史价值，并做必要的宣扬，让后人永远地记着。有些东西，就如同亲情、爱情一样，当我们整日斯守着，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甚至遗忘，体会不到它的价值，甚至以为多余，一旦当我们失去了，才觉得曾经拥有的可贵。

   城不成为城了，或者终究灰飞烟灭了，但历史还在，历史是忘却不得的。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的，后人不知道先人的历史，或者遗忘先人的历史，那叫数典忘祖。

历史曾给过我们自豪与耻辱，自豪过的，将它珍藏，耻辱过的，将它铭记：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写《回忆录》的目的也就是将我的过去真实地留给我的后人，将我家乡的乡俗、文化等等已经与我远去的记忆小心翼翼地捡拾起来并仔细珍藏。曾经的苦、曾经的泪，曾经的欢悦一如老娘烧出的炊烟，飘荡而悠长，乡愁般飘荡，乡愁般悠长。

   仅做此文，聊做为了忘却的记忆罢。

 

 

雨落南方

半个世纪以来   天

和南方的人一起流泪

泪如雨下   雨如泪流

汪洋的陆地

淹没了罪孽   城市

和草一样疯长的欲望

 

北方焦渴的苍生

日日在火焰上   祭祀

夭折的一株禾苗

当最后的祭祀者

倒下   成为砂石

并被风携起

抛于混沌的白垩纪边缘

 

末日的霞光鬼异莫测

炬狱里鬼魅在祈祷

期望凋零的季节

两种煎熬

在南方的沼泽中打捞善良

种植于北方沙漠

 

   城里人一边吃着农民供应的廉价猪肉，用猪的脂肪滋润着油光的肠子和嘴唇，一边习惯性地鄙视和糟贱着农民。农民就是养猪的，城里人就是吃肉的，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事，咱温总理这两天都说了：“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肉价低了鄙视农民无能，肉价高了又要骂农民不养猪，搞得城里人吃不起猪肉，肠子干得不行，要说这城里人也真是难伺候，做农民也真是难啊。

   我看是要改一改城里人吃廉价猪肉还要鄙视和糟贱农民的这个毛病，要让城里人吃猪肉就象吃自己的肉一样心疼那才对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农民才能真正的富裕起来。鲁迅先生几十年前就说了，中国人一阔脸就变。为什么城里人看不起农民，说白了，就是因为城里人比农民阔嘛。要让中国的所有农民阔起来，这才是硬道理！

   猪肉价格不能降，只能升，粮价亦然，凡是农民在自己的家园制造出来的供应给城里人享受的东西，价格必须高企，凡是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薪水必须高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若干倍，十年，二十年后，还有谁敢鄙视和糟贱农民？

 

   对于当下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城里人大呼小叫着吃不起猪肉了，做为农民出身的本人，那是相当的开心，每每听到粮价涨了或者油价涨了，我都开心。这世界，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咱农民的难处？正如网易广东佛山网友所言：因为农民亏怕了，不敢养猪，所以猪价上涨，因为猪价上涨了，立刻养猪，结果猪价下跌；国家动用储备肉，结果猪价下跌了，农民不敢养猪；当国家储备肉消耗无几，猪价再度上涨······

   关心民生的人很多，而关心农民生活的又有几人？民生问题说白了就是城市居民生活问题，而非农民生活问题，因为太过于关心城里人的民生，而遗忘了农民，这不，商务部已经发了话，猪肉价格涨势7月趋稳，此地无银三百两，看来措施、政策马上就要出来了，猪价涨了便想着法子打压，全然的要将市场规律搅成一锅浑水。如此厚此薄彼的做法，很让咱农民兄弟心寒呐。

   物价连年上涨，水涨船高，公务员薪水连年加，城里人有三保、有住房补贴，咱农民有什么？耕田种地，缴粮纳税，亏本种粮、亏本养猪，本份得近乎可怜，甚至可怜到了无人可怜的地步。居庙堂着对于农民请少呼口号，多给些实惠与关心，要关心农民的身体，关心农民的生活，关心农民的钱袋子，更要关心农民的情绪。薪水低了影响公务员的工作热情，滋生腐败和渎职，农民的收入少了也会使他们情绪低落，不种粮，不养猪总可以吧？至于后果嘛，只有城里人知道。

 

   女儿从幼儿园放学回来，说，老师今天说XXX小朋友是饭桶。

   我倒是很为师言无忌而吃惊，吃惊得很呐！此老师对懵懂小孩的定论远胜于孔夫子斥弟子的“朽木不可雕也”。对于三、四岁的孩子来说，要理解透彻饭桶一词的含义也许尚待时日，老师如此当着众小朋友的面说某小朋友是饭桶，这些孩子哪知道是在夸奖还是在训斥，就目前而言，也许只不过在他们的脑袋里多了一个可对任何人下结论的词汇罢了，暂时的不会对他们的自尊造成任何的损伤，但是若干年后，当孩子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饭桶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孩子是善于习承为师之道的，师道不正，习道者焉能正？为师者言恶，为徒者言必不善！言不善而心则不善，心不善则人性沦丧矣。

   现如今的许多驾校在培训大量的马路杀手，何也，暴利使然而误人终身，对于这等师言无忌的幼儿老师，难道与培训马路杀手的驾校教练有何二样？！

 

   老康，准备一下！我在上面喊。

   好------！老康在下面的帐篷里高声而兴奋地应答。

   其时天已黑透，山沟里的天黑得更早，沟底的一间间易房是个小卖部，我捏了两支酒从沟里爬了上来，钻进老康的帐篷，地中央的方桌上摆了一碟刚炸好的花生，两只碗，两双筷子。

   十多年前的我，酒量基本还说得过去，勉强地也算个公斤级吧，老康是病休的警察，酒量与我在伯仲之间。我与老康喝酒，从来是不互敬的，每人一瓶，倒于碗里，各自为战，干完走人，但因了酒精激活了许多沉睡多时的神经的原因，喝酒时务必要划拳的，气氛异常热烈。而由我和老康两个人弄出来的划拳与扯淡声，足以使得那顶旧帐篷加速的老化。

   山里却并不安静的，发电机的轰鸣声远远地在响，不时的能听到风钻在很深的地底下冲击岩石的声音。

   我所处的位置应该是秦岭的最此麓了，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天水的一个叫吊坝子的地方，此地山里蕴藏着不足以国家投资开采却足以使私人或者小的企业主发掘暴富的金矿石。人是贪婪的，人贪婪的欲望足以使人的良心泯灭，在那个叫吊坝子的地方，开金矿的人如老鼠般在山里打洞，并盲目而紧张地找寻矿带，所有矿洞竟无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岩石在头顶上如兽齿般的随时都可以落向人的脑袋，一个矿洞与另一个矿打通而引起的硝烟回灌使人毙命那是常事，矿主间为争夺矿带而火并那是常事，死人那也是常事，只要在开金矿的地方，笼罩着一种神秘和恐惧的气氛。

   我做为企业的一员在吊坝子，老康做为私营主的雇在吊坝子，我们俩的存在均无太多的个人利益。其时我和老康所属的矿洞均因资金问题而停工，我们俩也只能是各自看好所属的矿洞的一些财产罢了。

   四十出头的老康健谈，酒后脸色通红的老康更是健谈，而我则如台下的观众一般听老康说评书，明代董七昌和陈红寿和山水画一幅值2000块，左宗棠的条副，杨州八怪的山水画，都是无价之宝，最值钱莫过于沈金的《飞凖朱雀图》，约莫要价40万，这些人的藏品他的朋友都有，绝不是赝品的，可以收藏或炒买，他可以做中间人。我听得很晕，也不知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几日后的又一次对饮时，他又提起，并因些而淘淘不绝地重复上次的话题。

   在吊坝子与老康相处的那些时日里，只要我们对饮，老康务必是要免费为我培训有关古字画收藏知识的，而我这记性许是因了酒精的缘故却始终未有大的长进。

 

   李爸是我在天水时的老朋友。至所以说是老朋友，不是因为相识多年，而是李爸与我父亲年纪相差无几，且我二人时常的以酒为乐，见了李爸如同与我老父在一起，他给我慈爱，我却多少带些孩子气地以少犯上，我与他高喊酒令，划拳饮酒，我呼他老革命，我让他酒热得满脸酱红并如醉仙一般的乐。

   “某爸”是天水人对男长者的尊称，甘肃有些地方则称之为“某家爸”。

   李爸是农民，经营着两三亩地和一个葡萄园，儿子是我的同事，他家离我们厂不远，穿过一条铁路，进了村子即到，有时在晚饭后，借了散步便去了他家。李爸下地回来时常是天擦黑了，在院子里拍打了身上的土，洗去脸上的灰尘，方才进屋，显然的看上去很是疲惫，倚在炕边的椅子上，先抽一支烟消乏。

   我的到来很让李爸高兴，从柜子里摸出一瓶酒来，那酒并不是他平时常喝的二块钱一瓶的酒，分明是在柜子存放了有一段时日了，非要炒几个菜招呼我，这让我很是过意不去。李姨是一位慈祥得让人想叫奶奶的老人，盘腿坐于炕上，吩咐我的同事和她儿媳妇快点去做菜，并与我拉家长，说比他儿子还大两岁却还没媳妇，真让人着急。

   我还是在晚饭后常去李爸家，却要拿一瓶酒的。去了，我只许调一盘凉的菜酸来与李爸喝酒。酒桌上放了三只小酒盅，我与李爸划拳猜酒，同事则坐于一边斟酒，并不喝的。三五杯后，李爸话便多了起来，声音也高了。

   与李爸喝酒，我感觉到的一种久违了的家的温馨，在那个年月，我的生活缺失了什么？一个人常年在外的混，得不到亲情，见到李爸，就如见到老父一般，却又少却了与老父见面的那些拘矜。

   八年未见到李爸了，不知他老人家可安好。

 

   话说福州市所有国有银行，五一黄金周集体放假，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放假的规定，共同捍卫了《劳动法》的尊严，其情可嘉，其行可表，可树为法律卫道士之楷模，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存款取钱转帐挂失之类的这等鸡毛蒜皮之小事，当然不可与法律之尊严相提并论了。

   法律法规之僵硬，操作手法之死板，服务意识之淡泊，着实让人寒心！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已然在市场经济下黯然失色了，也只能在法定工作时间里“为人民服务”了。也因此，就在这法定工作时间里出现银行排队如春运时火车站售票厅一般的情景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想必福州国有银行的领导并非党内人士，所以是不必学习“三个代表”的，他们只代表银行利益而非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够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弱势的，弱得无能为力，只有一声叹息罢了。

 

   世界五百强企业里，中国是有几家的，石化、移动、四大国有银行等等，青一色的国有企业，垄断行业。企业规模是大得了得，实力是雄厚的了得，利润是可观的了得，至于老百姓嘛，对这些个名企那是怨愤的了得。垄断经营就是好，价格自己说了算，老百姓有再大再多的怨气也是白搭，垄断者的理由永远是正确的，赚钱才是硬道理，要说这些垄断者的脾气也还不错，老百姓的唾沫星都淹到脖子上了，他们仍然能够不亢不卑，价格仍然能够说一不二，而这些名企的主子们，对这些企业那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企业的所作所为均是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的，对于老百姓的怨愤他们也是雷声一片地响过后，不见半点雨星，要嘛象征性地落几点雨罢了。

   大凡中国的家庭民主教育的鲜见，子女越多的家庭越是有一两个子女被父母偏宠，尤其是重男轻女的家庭，那个儿子便是家里的天王老子，上不怕天，下不服地，敢抽爷爷奶奶的嘴巴，敢让爸爸妈妈做奴才，敢欺姐妹为下人，最可怜这些姐妹们，本是同根生，却受同根煎，敢怒不敢言。这样的儿子，在家里那是老子天下第一，为我独尊，为我是从，家人看着十分的喜爱，竟找不出半点的错来，所作所为均是让人疼爱的不得了的。这样的儿子，在外边，独断专行，蛮横霸道，心理有缺陷，肢体不发达，吃亏那是难免的，遇挫折便走极端那是必然的。

   中国的这些国企，也就如被宠坏了的子女，玻璃工艺品般的脆弱。溺爱迁就是罪恶的，且莫对这些进了世界五百强的垄断企业过多指责，有道是子不教，父之过也。

 

   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对《劳动法》中有关8小时工作制的规定，贯彻、执行得那是相当好的，普天之下，向往朝九晚五生活的人可谓多了。而私企则对《劳动法》中有关8小时工作制的规定那是深恶痛绝的，无论是8小时的两班还是三班，成本自然高了去的，想方设法地以最少的人做最多的事便是这些企业的不二选择，劳动时间嘛，企业老板的规定大于《劳动法》，爱干干，外边大把人等着就业呢。

   当下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最低工资。在没有最低工资规定之前，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是由老板凭良心给的，根据老板心肠黑的程度而各有不同，政府的这个最低工资出台以后，好象给了这些个私企业老板一块鸡毛令箭，政府规定的价格那是权威的，上可以绝对的应付政府检查，下可完全的对付老是相加薪水的劳动者。

   最低工资是个什么概念？假如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有房产、有保险而无工作的原住居民而言，倒还说得过去，但对于广大的外来务工者就有失公平了，不知政府有无考虑过这些外来工的务工成本，每年春运的那张火车票就够这些人两个月的“最低工资”，更别说在这个城市里强加给他们的这费那费的，至于说三保嘛，只有自己保障自己了。

   最低工资那是政府的指导价，老百姓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但为何这些个私企却不按《劳动法》执行劳动时间呢？也不按《劳动法》支付加班费呢？何以这些个私企如此无良？国人的劳动力廉价使然！只有忍气吞声地以最多的劳动时间换取尽可能多的回报，便是最广大劳动者的唯一选择。

   周瑜打黄盖，一家愿打一家愿挨。可怜又可悲的外来劳动者，可恶的无良私企。

 

   大凡三来一补企业，能够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可谓凤毛麟角，或多或少地都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所以，这些个企业主一听说海关来人了，大都胆战心惊的，能够做到泰然处之的，自然是良民了。即使没干过偷税漏税的事，也是唯唯诺诺的，生怕查出点问题来，就象老百姓天生怕官、司机天生怕交警一样，见了这些主心里就不安了，不会哪里犯错了吧？海关那是何等的了得，比公安还牛的，一可以抓人拘审，二可以查帐封厂，三可以罚款、没收财产，这那一条都是要命且要紧的，企业主不怕那才叫怪呢。

   这些企业最好对付的便是劳动局了，劳动局是地方的劳动局，企业是为地方做了一定贡献的企业，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相互照应那是应该的，办事拖沓那是想必然的。也难怪，大凡非执法部门都有这样的通病，调查、取证、调解，不了了之。话说深圳市劳动局和龙岗区劳动局的招牌曾让人摘了去，置于政府大门前示威，摘得好，不作为嘛，挂个招牌当摆设？据说龙岗区劳动局的那块招牌后来是找了来的，用螺丝加固了钉于墙上，不下一凡工夫是摘不下来的。

   权力绝对是个好东西，应该给劳动局与海关一样的权力，能抓人，能封厂，能罚款，中国的《劳动法》应该不会只是几张纸而已，企业里的员工至少可以活得象人一样。

 

   话说深圳的士又要涨价，油都深国三了，水涨船高的事，不必大惊小怪的，说不定哪天又要听证一下，再涨一下，特区嘛，总要与不特的地区有所不同，要不然怎么深圳的士价格全国最高呢。

   老百姓对听证会应该麻木的，经营者苦水比谁都多，的士司机有苦说不出来，老百姓说出来的苦说了也白说。

   据说听证的议题就的士是不是公交扯不清楚，是公交了就该低价格，政府补贴，否则高价位。咱小老百姓没工夫扯那闲淡，量锅下米，量力而行吧，坐不起总看得起吧。政府要市场还是要老百姓，政府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就目前而言，的士在路上跑，掌握方向盘的手太多，老百姓永远是坐在车上任人宰的绵羊。

   市场有市场的规律，政府主导不了市场的运行轨迹，如果政府非要主导市场，只能适得其反，就如当下咱老百姓不敢生病一样，进不起医院，只有去黑诊所了。这样的道理居庙堂之高者不是不清楚。市场的游戏规则只有市场说了算，政府、经营者和老百姓都是市场中的微量元素。

   深圳的士是个什么东东？是城市的门面和形象？错！是赚老百姓钱的东东！